過往不少考生忽略了對文學形成之社會環境以及文化思想的準備，以致影響文意理解的通透度。2024年的文言部分正好見此情況，劉義慶《世說新語．任誕》及蘇軾《東坡志林》反映出魏晉文學背靠的社會環境，自東漢末政治激烈動搖，人民流連失所、文人動輒得咎，儒學所主張的禮義名節並非魏晉時人所追求的養生之道，繼儒學衰微而起的老莊思想成為時人消極遁世的精神寄託。故在分析文本時，值得留意魏晉時期的社會風貌，以及兩文對於超然曠達之真義的不同詮釋。
原文
蘇峻亂（1），諸庾逃散。庾冰時為吳郡（2），單身奔亡，民吏皆去。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，蘧篨（3）覆之。時峻賞募覓冰，屬所在搜檢甚急。卒捨船市渚，因飲酒醉還，舞棹向船曰：「何處覓庾吳郡？此中便是。」冰大惶怖，然不敢動。監司見船小裝狹，謂卒狂醉，都不復疑。自送過淛江，寄山陰魏家，得免。後事平，冰欲報卒，適其所願。卒曰：「出自廝下，不願名器。少苦執鞭，恆患不得快飲酒。使其酒足餘年畢矣，無所復須。」冰為起大舍，市奴婢，使門內有百斛酒，終其身。時謂此卒非唯有智，且亦達生。
劉義慶《世說新語．任誕》
劉伯倫（4）常以鍤（5）自隨，曰：「死即埋我。」蘇子曰，伯倫非達者也，棺槨衣衾（6），不害為達。苟為不然，死則已矣，何必更埋！
蘇軾《東坡志林》摘錄
【考材所提供之注釋】
（1）蘇峻亂：東晉時，蘇峻舉兵作亂，攻陷京師。
（2）庾冰時為吳郡：庾冰當時是吳郡的長官。
（3）蘧篨：粗竹編織成的席。
（4）劉伯倫：劉伶，字伯倫，嗜酒，生性豁達，為竹林七賢之一。
（5）鍤：挖土的工具。（案：可見鹿車荷鍤的典故）
（6）衣衾：殮屍的衣服和被子。
語譯
注：以下翻譯以字譯為本，意譯為輔。
蘇峻舉兵作亂，姓庚的一族人四出逃亡而失散了。庾冰當時任吳郡長官，獨身一人逃亡，百姓官吏都逃離此地了。只有郡裏一個差役獨自用艘小船載着庾冰（逃亡）到錢塘口，用竹蓆遮掩他。當時蘇峻懸賞募集眾人來搜捕庾冰，十分緊急地囑咐部下搜查各處。那個差役把船停泊在市鎮岸邊（便離開），喝醉酒後回來，揮舞着船槳對船說：「到哪裡去找庾吳郡？這裏面就是。」庾冰（聽後）非常恐懼，卻不敢動。負責監察的官吏看見船小艙窄，認為差役爛醉（胡說），就不再懷疑。自從（把庾冰）送過浙江，寄住在山陰縣魏家後，（庚冰才）得以脫險。後來叛亂平定了，庾冰想報答那個差役，滿足他的願望。差役說：「我是僕役，出身低賤，不想要名號與車服器物。從小就苦於為人舉鞭駕車，經常發愁不能暢快地喝酒。（如果）讓我的餘生能有足夠的酒喝，沒有什麼再需要的了。」庾冰為那個差役建蓋了一所大房子，買來奴婢，讓他家裏有成百斛的酒（指很多酒），如此終其一身。當時的人認為這個差役不只有智慧，而且人生態度達觀通透。
劉伯倫曾讓人持鐵鍬跟着自己，說：「我死了便馬上把我埋上。」蘇軾說：「劉伯倫不是達觀之人，裝殮死者的棺材、衣服和被子，不妨礙（真正的）曠達。假如不以為然，死就死了，何必埋葬呢！」
文意導讀
故事出自宋臨川王劉義慶所編撰的《世說新語．任誕》，任、誕二字，皆放縱義，藉東晉「蘇峻之亂」中，庾冰倉忙逃難的經過，反映當時荒誕的社會風貌。
魏晉時期的名士文人，多寄情藥酒之中，追求任達曠放的生活，期望在政治混亂、階級矛盾尖銳的動盪時局下尋得安身立命之所。時人鄙棄人為的、虛偽的繁瑣法度與儒家禮教，追求逍遙清靜的生活，故儒學到魏晉已呈現衰微狀態。從故事以蘇峻興兵謀反為背景始見，當時對主忠信的儒家道德思想之背離。
理解文本背景後接續讀此文，重點有二，一則在於主監察的官吏敷衍失責，縱情於酒的郡卒明明酒後失言，監司不過見船小裝狹，便推測郡卒胡言亂語，未有加以檢查船艙內部。二則為當時遁世超俗之風昌盛，相比起求進利祿之門，出身卑微的郡卒寧寄情藥酒，尋求精神寄託。人們看郡卒有大智慧，看人生通透豁達，與漢時重禮義名節的儒生大有不同，正因此不同，方能不為外物所累，逍遙快意。
考材續以第二則文言與上述故事作比較，探求曠達思想的深層意涵。其中敘述竹林七賢之中嗜酒如命的劉伶命荷鍤者「死即埋我」一事，劉伶的舉止言行看來瀟灑，自以為達，於蘇軾看來並不如此。藉此反思真正的、徹底地不為外物所累的通達思想為何。我們知道蘇軾的思想是複雜的，在儒家的底子上再融合各家思想，在作品中向我們展現的是一種達觀快活的形象。「死則已矣，何必更埋！」點明真正的通達在於遊於物之外，而不遊於物之內，唯有做到如斯超脱，方不被外物所困。
兩則文言皆談「達」，世俗所認為之達觀乃不追慕名利富貴，隱逸於江湖中快意人生便算得上通達。而蘇軾破除世俗之見，進一步點明通達之真正意涵，或言更高的境界標準。能夠做到不為物所累的人，並非通過言行舉措表現出對外物之擺脫。反是無論物之有無，心思都能超然於其上。